“化”的州掉了什麽

　　近日，广州出台规定，要求来穗人员三天内需登记。这一规定既无视公民自由迁徙权，其所体现的管理思维更是陈腐不堪，而且根本缺乏执行可能性，面对数以十万计的流动人员，基层必然不堪重负，最终不了了之，反损法规严肃性。

　　这一新闻，最令痛心的是，不是自由迁徙权继续被罔顾的现实，而是发生在以自由开放著称的广州。作为内地最具改革创新精神的城市，广州曾被赋予自由、开放和包容的极高评价。无论是舆论监督，还是公民社会，广州都被视为内地城市的标杆。可惜，这一标杆正在摇摇欲坠。

　　诸如“来穗三日须登记”此类不知今夕何夕的法规，在广州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一个月前，《广州市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将“擅自开展社会组织筹备活动的”、“未经登记以社会组织进行活动的”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在一个社会自治刚刚获得政治正确的时机，广州却拾起14年前民政部关于取缔非法社会组织暂行办法的牙慧。且不说是不是路径依赖，其背后的思维都令人不寒而栗。

　　如果这两件事，只是某些部门的心血来潮。那么，舆论监督在广州所遭遇的“睬你就傻”或许更能说明改革精神的退化。新闻报道受到大环境的钳制，监督弱化自在情理之中，但广州的退步却极为显著。虽然批评依旧，但批评早已不像几年前都能得到官方回应。无论是半夜鸡叫式“限购令”的出台，还是有轨电车、深隧等拿公共财政做试验工程的一意孤行，还是无视民意呐喊停车费涨价令的快速实施，都说明广州官方向内地其他城市的靠拢。

　　如果这还不能说明这一切，那么作为官方智库的广州社科院发布的广州经济社会蓝皮书的结论，无疑更能撇清旁观者的愤激。该报告指出，上世纪80年代，广州在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上曾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自跨入新世纪以来，广州在改革创新方面的势头明显减弱，许多新的重大制度创新鲜有出自广州，而来自深圳、苏州、温州、天津、重庆等其它城市。”

　　虽然广州连续两年斩获“中国法治政府奖”头名，但这两年，除了上述荒唐政策的层出不穷，在广州可曾看到任何一项激励人心的改革措施？作为公民社会的勃兴之地，社区自治和社会组织自治，在广州究竟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荣光，广州现在究竟还剩下多少？

　　广州这些年究竟在追逐什么？遍及报端的是对GDP第三地位不保的担忧。殊不知，对于真正生活在广州的人来说，相比于对广州在政绩工程上的挥霍，对于民意批评的鸵鸟战略，以及在土地财政上的推波助澜，以及改革精神的不断退化，GDP纵然退到第四第五，又算得了什么？

　　爱广州的人，爱这里的早茶，爱这里的大排档，自然也爱惜这个城市的荣誉。几辈人好不容易建立的改革形象，如今却要消耗于某些人之手，如何不令人痛心？更可惜的是，某些人一边直斥官方之非，一边却在用同样的逻辑将人分为本地和外地、自己和他者，甚至将包容的广州形象认为是毁坏广州的毒瘤，这是比官方的颛顼更让人感觉危险的事情。

　　以前常说“幸好有广州”，现在则不无哀叹“可惜在中国”。评论员宋志标的这句话堪为广州演变最最入木三分的剖析。面对愈来愈“内陆化”且面目模糊的广州，恐怕只剩下“离香港近，离北京远”的自我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