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广州打算将地域歧视进行到底吗？

好多年前，以孙志刚惨案为导火索，中央政府借民意的力量，一举废除了专门残害广大弱势群体的“收容遣送制度”，以相对人道一些的救助制度取而代之，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在这段时间里，笔者在深圳就此与一些处于社会下层的朋友交流过，他们无不拍手称快，举双手拥护中央政府这样的举措，交口称赞这是今年来政府做的一件大好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还有过被收容遣送的经历，他们以亲身经历告诉我，这个收容遣送是多么的荒唐和残酷。

　　有位卖书的朋友控诉说，比如上面一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视察”，恶警就要“清理门面”，他们就要躲避收容。有两次他倒霉被抓住了，不由分说就被押送到河源，好在身上还带有几百块钱，到了河源赶紧支付了三百块钱的自保费用，又马上被送回来了。他心有余悸地说，要是当时他身上没有带到足够的钱，未能及时缴付这三百块钱赎金的话，进了里面收容站里面那就惨了，要干几个月极左繁重的体力活，还要受到非人的待遇。

　　还有的朋友是政府工作人员，她告诉我，她家保姆上街买菜，莫名其妙就被抓去收容遣送了，她们家急得四处打听，听说是被抓到银湖收容站了，赶紧跑去一问，又已送到湛江去了。于是她跟老公开车一路猛赶到湛江，却发现收容遣送的车还在后头没到。好不容易等到押人的车到，就赶紧交清了赎金，才将保姆领回深圳。

　　对于这些义愤填膺的朋友，我当然不会忘记顺便介绍一下网上有关收容遣送的激烈争论，并告诉他们，对收容遣送支持得最狠的，除了那些恶警之外，就是那些整天将工农阶级挂在嘴边当歌来哼的“左派”了。

　　造成过无数人间悲剧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已经有些时日了，警察部门少了收容遣送这块大肥肉的进账，闹抵触情绪当然是很自然的，工作上有所抵制也是难免的，但我看很多地方从政府部门到民间，都已经适应了新形势，尤其是警察部门，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大多已经开始了新的职能和角色的转变。

　　但是，在这场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的转变中，广州这个城市却显得格外突兀，那里的保守势力非常顽固，仍在紧锣密地打算导演一场全民抵触“废止收容遣送”的丑剧――失去一块大肥肉的警察消极怠工，导致治安恶化；媒体谴责的矛头主要不指向警察的消极怠工，却有意引向收容遣送的废止；相当一部分的市民更是痛骂孙志刚，谓之导致收容遣送的废止，带来广州治安的恶化；而某些负责广州治安的官员，则在背后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这种恶心的丑剧居然得以堂而皇之地集体上演，实在令广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开放城市大为蒙羞，也真是广东人的一种奇耻大辱。不过，这种丑剧能够在广州上演，背后却有着其深刻的原因。

　　这种丑剧得以在广州公然上演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源于这十几二十年来广东人对“外省人”那种刻骨铭心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又以保守的广州人最甚最烈。

　　勿庸讳言，在广东和广东之外的省市之间的地域歧视，其实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广东这片地方曾长期被用来贬谪官员、流放囚犯的蛮荒之地，生长在广东的人被中原人视为“南蛮”，开启了以地域作为分界的歧视之先河。而到了近代时移势易，广东渐渐成了我国与外界交往的一个重要窗口，得西方先进文化风气之先，地位渐渐开始显得重要起来。当然，这段期间也出了象洪秀全这种贻害了半个中国的邪教头目，到将来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时候，这种人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的，并成为广东历史上的耻辱。

　　在辛亥革命前后到1949年建政，广东更是有了一段意气风发的风光日子，出了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等一批思想、革命先驱，为近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在建政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闭关锁国的时日，令广东重新沉寂了下来，重新变回了经济和思想均高度贫瘠的地方。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广东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地位，但广东又紧靠港澳，不少广东人有“海外关系”，在海外有众多华侨亲戚，所以广东被确定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其他省份拉开了距离，成了广东人反过来歧视其他省份的人的资本。

　　广东人对其他省份的人的歧视，是丝毫不加掩饰的。

　　广东人将广东以外的其他省份的人统称为“外省人”――这已经是够客气的了，不客气的话称你为“北佬”，甚至用更为蔑视的称谓“捞头”、“捞仔”、“捞妹”相呼之，将普通话称为“捞话”，等等。就前些年而言，你如果刚从“外省”来到广州，如果在广州街头用“捞话”向广州本地人问路，得不到理睬还是好事，如果被指的是一个相反的方向，那也毫不奇怪的；你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如果你操的是一口“捞话”，也很有可能被多算多收许多电话费。至于你去办事、打工、落户，在各个方面受到诸多白眼和刁难，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这种现象在广东实在太普遍了，即便在广东一些偏远的、不发达的，甚至以全国标准来说仍处于贫困水平的城市、乡镇，当地的民众对“外省人”亦能保持着同等程度的歧视，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这跟以前把来自大陆的人统称为“表叔”、“表婶”、“阿灿”，并在许多方面加以刁难的香港人是同一副的德性。这种甫一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心态和势利嘴脸，真是令人感到不可理喻，也充分折射出中国人的这种自己人互相看不起的劣根性。

　　正是这种几乎得到全民认可的对“外省人”的歧视，令相当一部分的广州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良知，不分青红皂白地认定“低了他们一等”的“外省人”就是制造治安混乱的源头，理所当然地就应该被逐出广东，他们被抓进收容遣送站是报应，被无端剥夺了人身自由是活该，被押到外地做苦工是咎由自取。

　　他们只看到外来人口造成了治安的恶化，却看不到在自己创造的这种歧视文化之下，对“外省人”造成的创伤，也看不到恶警们以这种歧视文化为靠背，肆无忌惮地对大量无辜的“外省人”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

　　这种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对“外省人”的集体歧视和集体犯罪之上的广州人，其“安全感”自然难以持久和稳定的。现在在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引发的治安状况反弹，那是意料之中的事。这种反弹，可以理解成是“外省人”对长期集体歧视他们的广州人的一种报复。

　　独裁专制的政权也能够用高压手段来维系一种“稳定”，但这种只能令特权阶级受惠的“稳定”是以残酷压迫广大无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一旦暴政被推翻，长期的高压手段所酿造的冤情、积聚的愤怒就会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出来，被长期压迫的人民翻过身来清算特权阶级，来发泄他们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怒气，当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混乱。这跟万恶的收容遣送被废止后造成社会治安的恶化虽然不可相提并论，但其性质其实是一样的。

　　暴君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逊尼派穆斯林天下，也集体压迫、甚至血腥镇压过其国内穆斯林的另一个派别什叶派，可以想象，如果伊拉克的解放是由什叶派发动的，整个过程没有外国势力干预的话，发生翻身解放的什叶派对逊尼派的集体镇压的事情，甚至爆发内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那可要比现在一小撮残渣余孽所搞的爆炸混乱得多了。

　　广州人现在可算是尝到了对“外省人”长期保持集体的刻骨歧视的苦果了。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现在仍在各种目的的驱使下勾结起来，妄图为收容遣送制度招魂，但这种践踏法治，对无辜者犯下过累累罪行的罪恶制度，终究还是免不了就此“无可奈何花落去”的。

　　广州人是打算继续作为旧制度的顽固堡垒，还是象其他地方一样顺应时势，以法治的精神打击犯罪，做到勿纵勿枉，或者走出更大的步伐，彻底反省和消除对“外省人”的歧视，积极改善与“外省人”的关系，取得他们的谅解，共同将广州的治安搞好，合力将广州的经济搞上去？我想这就得看广州人的胸襟、气度和智慧了。

　　其实，一个城市长期太保守，太过固步自封，太过夜郎自大，对外来的新鲜血液采取过于抗拒和抵制的态度，那对其自身的发展也是只有负面作用，半点益处也没有的。在珠三角，发展潜力最大的，一直都是深圳，而深圳是个移民城市，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地域上的歧视最少，大家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域，大体上还是能够做到互相尊重的。这种比较融洽的氛围，为发挥各自的长处，各尽所能，携手共建一个繁荣的共同家园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即使以国家为例，也是那些不同的地域、种族、民族间能够做到平等和包容的国家，最能够迸发出发展的潜力，象美国和新加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时代总是要进步的，逆时代而动的收容遣送制度是不可能重来的了，长期对弱势无辜者滥用的警权也是不可能再唤回的了，那些还在沉溺在通过欺压弱势无辜者获取丰厚的既得利益的广州既得利益团体，那些还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对“外省人”的集体歧视和集体犯罪之上的广州人，你们对新观念和新形势转换和适应得越慢，失去的就会越多，也越会被其他地方的人们――包括外国人所看不起。

　　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吧。